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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  
+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  
+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  
+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象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  
+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  
+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  
+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任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  
+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象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  
+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 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 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  
+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34--439页）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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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4 @@
+#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  
+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  
+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   
+  
+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痛，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 就有那么一些怕， 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1]，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   
+  
+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一个。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  
+　　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高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钢炼出来要锻。现在锻要拿汽锤锻。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  
+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  
+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   
+  
+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   
+  
+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反过来了。我们把右派一包围，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来一揭露，他不“起义”了。现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义了。我三月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工夫，时局起了这样大的变化。   
+  
+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份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份。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  
+　　反击右派也许还要几十天，还要个把月。右派言论尽这样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办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论登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嘛。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其实，我们从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象是我们报复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 那怕是一根稻草， 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  
+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  
+　　现在就是辩论我上边讲过的那三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   
+  
+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  
+　　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也想争取他们作同盟军，一个时候他们也有点象。因为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他们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治，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   
+  
+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吧，还有《光明日报》，也还有一些别的报纸。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登出来。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工作人员，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们过去分不清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叫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一个时候，他们的右派领导人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报纸。这些右派领导人仇恨无产阶级，仇恨社会主义。他们不是把学校引到无产阶级方向，而是要引到资产阶级方向。   
+  
+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   
+  
+　　现在各民主党派不是在整风吗？整个社会要整一整风。把风整一整，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鸡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线问题。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我看整得对。现在共产党整风的重点不是整路线问题，是整作风问题。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治、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那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  
+　　共产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教条主义路线问题，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这么一锤子，火这样烧一下，也软了一点。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合作社主任跟群众一起耕田，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同工人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这个风将来还要整。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学一点马克思主义。   
+  
+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于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现在要给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现在我们给右派穿。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   
+  
+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间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水。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但是我这条命要紧呀，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只要学会了，那末你到长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那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理由来吓人。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你们黄浦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浦江、长江是一个钱不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  
+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  
+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   
+  
+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  
+　　一百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经过这一场大批判，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   
+  
+　　那些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应当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我说，这种人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就犯错误。现在不去讲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那是反动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克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  
+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  
+----------------  
+　　注释   
+  
+　　〔1）见《列子·天瑞》。   
+  
+　　〔2）见《左传·信公十四年》。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40-455页）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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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4 @@
+#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一九五七年七月）  
+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在这个会议上印发过，同年八月，又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   
+  
+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  
+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  
+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  
+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  
+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农村中，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其中，一部分人还在捣乱，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分别对待。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最近几年，三百五十亿斤征粮和五百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按照年成丰歉，可以有所调节。农村中，因为逐年增产，缺粮户逐年减少，因此销粮应当逐年减少。城市销粮过多之处，也应酌量减少。这样，国家的粮食库存才有可能逐年增加，以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之需。如果八百五十亿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  
+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提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贯彻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都由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   
+  
+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大谈特谈，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想通，说开，正确处理一批问题，收了效果，得了经验，再也不怕了。   
+  
+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  
+　　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   
+  
+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  
+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累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  
+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在半年到一年内，要求亲身研究一个合作社，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指导全般工作。地县区的党委书记也应这样做。   
+  
+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  
+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行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祁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1]），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  
+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  
+　　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  
+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  
+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群，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  
+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  
+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  
+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  
+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  
+　　八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项问题，以备九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请你们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  
+----------------  
+　　注释   
+  
+　　[1]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九章第五节。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56--465页）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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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88 @@
+# 做革命的促进派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  
+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这样扩大的中央全会，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参加，实际是三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   
+  
+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当然，去年开“八大”了，也没有时间。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这是第一点。   
+  
+　　第二点，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  
+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1]，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  
+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2]，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  
+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  
+　　第三点，农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作了修改，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辩论、讨论。我问了一些同志，地区一级要不要作农业计划？他们说也要作。区一级要不要作？说也要作。乡要不要作？说也要作。社也要作。那末，就有这么几级：一个省，一个地，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一个社，六级。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规划、计划是一回事，讲成了习惯，就叫规划也好。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好象去年下半年就不是全党办社了，书记不大动手了。今年，我们要坚持这样搞。   
+  
+　　规划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作好？我问了一些同志，有些地方已经作好了，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作好。现在着重的是省、地、县这三级，是不是在今冬或者明春可以作好？如果作不好，明年这一年总要作好，而且六级都要作好。因为我们有几年经验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差不多作好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省的规划和其他各级的规划，都要拿到农村去讨论。但是，七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作了，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  
+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  
+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  
+　　今年，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积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费以外，生产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设费用又占生产费的百分之二十。我跟别的省的同志商量，他们说基本建设费用恐怕多了一点。我今天跟你们谈的，都是建议性质，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而且各省各县不要一律，你们去研究一下。合作社的管理费，过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应当缩小到百分之一。所谓管理费，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补贴和办公费。要缩小管理费，增加农田基本建设费用。   
+  
+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  
+　　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二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那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  
+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  
+　　还有综合计划问题。刚才我讲的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商业计划，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有必要，兜起来互相配合。   
+  
+　　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   
+  
+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象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  
+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  
+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讲了。   
+  
+　　第四点，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比如修铁路，选线路要有几种方案，在几条线路里头选一条。可以有几种方法来比较，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比如，大鸣大放，还是小鸣小放？要大字报，还是不要大字报？这两种方法究竟那一种好？这种问题可多啦，就是放不开。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一个都放不开，没有一个爽爽快快放开的。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过去革命，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这种政策，那种政策，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所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比较从前那几个时期都进步。建设的方针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   
+  
+　　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学习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条主义就是硬搬。我们是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提倡学习苏联的，所以没有危险。延安整风以后，“七大”以后，我们强调学习苏联，这对我们是不吃亏的，是有利的。在革命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在建设这方面，我们刚开始，只有八年。我们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错误。错误将来还要犯，希望少犯一点。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那就要多开小钢厂。我看那个年产三、五万吨的钢厂，七、八万吨的钢厂要多开，很有用处。再有中等的，三、四十万吨的钢厂，也要开。   
+  
+　　第五点，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  
+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  
+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  
+　　第六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  
+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象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3]。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  
+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  
+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  
+　　我看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农村里头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辩论一次，看那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   
+  
+　　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象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  
+　　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平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   
+  
+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那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  
+　　最后一点，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因为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家呀？叫政治家。不懂这些东西，不去领导，怎么行呢？每个省都有报纸，过去是不抓的，都有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过去也是不抓的，还有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是不抓的，教育也是不抓的。这些东西都不抓，结果，好，就是这些方面造反。而只要一抓，几个月情况就变了。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  
+----------------  
+　　注释   
+  
+　　[1]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运动。   
+  
+　　[2]见本书第四卷《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注[1]。   
+  
+　　[3]见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九》。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66--47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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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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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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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  
+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  
+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  
+　　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新的。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只破坏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可以过来。这里头，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热心，是勉强过来的；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这一关过来了。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象每年黄河的洪峰要来一样，我看恐怕不是那样。但是，这样的洪峰，以后也还会有的。   
+  
+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  
+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拿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青年团支部，那个青年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   
+  
+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  
+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不说他是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   
+  
+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讲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讲共产党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右派都说你不行。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  
+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 并没有讲什么大鸣， 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  
+　　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  
+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我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那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  
+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学教授。文学家、作家，他们没有工人朋友，没有农民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地都有。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大鸣大放。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二百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另找二百个。我看知识分子都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要找老工人做朋友。在农民中，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做朋友，要找贫农、下中农做朋友。老工人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   
+  
+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今年五月一比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文件中讲和风细雨，当时许多人不赞成，主要是右派不赞成，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益处。这一点我们当时也估计到了。因为延安那一次整风就是那样，你讲和风细雨，结果来了个急风暴雨，但是，最后还是归结到和风细雨。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几千张，那个工厂领导人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辞职，说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北京那些大学的党委书记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也讲，要让他们放，不要驳。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六月八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鸣放出来的东西，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每个单位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个整风，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都要搞。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这样搞一下很必要。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场”又要发展的。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家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也许那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现在这个洪峰不是我们造成的，是右派造成的。我们不是讲过吗？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   
+  
+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许多人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讲学问，你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是会行的。这批新的人出来了，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逼得他们非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  
+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  
+　　我在四月三十日讲的那些话，许多人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阶级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那五张旧皮没有了，这个毛呢，现在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知识分子还看不起这张新皮，什么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实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1]都不如他。他不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反对的人多，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天天反，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害得大家生怕这个东西。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  
+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机关、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整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还要学，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在第四个阶段。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引起学习的兴趣。   
+  
+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  
+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提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通气的，彼此呼应的。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非常高兴，他就买来对农民读，吓唬农民说，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他想倒算。还有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准备怎么做？是跟美国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跟我们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   
+  
+　　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谁晓得章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我看这种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说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一个时期他们疯狂得很，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章伯钩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  
+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们这些负责人也不摸底。坚决的右派分子，在一个时候，在一些单位，可以把水搞得很混，使我们看不见底。一查，其实只有那么百分之一、二。一把明矾放下去，就看见了底。这次整风，就是放一把明矾。大鸣、大放、大辩论之后，就看得见底了。工厂、农村看得见底，学校看得见底，对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也都有底了。   
+  
+　　现在，我讲一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四、五、八，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只是少数条文改了。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如合作化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相应的条文就作了修改。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现在要大搞，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还有条文的次序有些调动。这个修改过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过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国农村中去讨论。工厂也可以讨论，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   
+  
+　　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间，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范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后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  
+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  
+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  
+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头就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  
+　　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两千万吨。今年是五百二十万吨，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一九五二年钢产量是一百六十万吨，现在是一百七十几万吨，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九万吨，三年恢复时期搞到一百多万吨，又搞了五年，达到五百二十万吨，五年就增加三百多万吨。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呢？是可能的。   
+  
+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那当然没有信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   
+  
+----------------  
+　　注释   
+  
+　　[1]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三教九流”后来是泛指宗教和学术的各种流派，旧社会中也用来泛称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80--495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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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  
+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象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  
+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象托洛茨基那种人，象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象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   
+  
+　　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象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  
+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96--498页）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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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9 @@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的节录。   
+  
+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一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99--500页）   
+